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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两会报道组 冷翠华 杨 洁 昌校宇 周尚伃
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。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，如何进一步创新科技金融服务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，再度成为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从顶层设计看，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明确提出“大力发展科技金融”。回溯202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“创新科技金融服务”同样被置于重要位置。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，多部门协同推进，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不断提高。与此同时，银行与非银机构围绕组织架构、服务模式、产品体系等方面持续重构，加快打通资金向科技产业流动的堵点与难点。
站在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起点，科技金融服务如何实现体系化升级？就此，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及业界专家，围绕拆除融资壁垒、培育耐心资本、构建良性生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探讨，全景展现正在加速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。
培育耐心资本、优化服务供给
要引导资本流向高风险、长周期的科技创新领域，“指挥棒”作用至关重要。2025年以来，围绕“创新科技金融服务”的宏观部署，相关部门协同发力，聚焦培育耐心资本、优化服务供给，打出了一套政策“组合拳”。
全国政协委员，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江浩然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一系列科技金融支持政策，为我国科技金融“大生态”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一是明确科技金融发展方向，将服务“硬科技”、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目标，引导金融资源向人工智能、高端制造、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集聚；二是完善资源配置机制，通过信贷额度倾斜、利率优惠、再贷款、再贴现等工具，降低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，撬动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科技金融投入；三是推动资本市场与科创企业精准对接，完善科创企业融资体系，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都能获得适配的金融支持。这些政策让科技金融从“概念引导”走向“实际落地”。
战略规划率先发力。2025年3月份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指导意见》，将科技金融列为首位。这一顶层设计进一步提升了科技金融的战略定位，为后续政策指明了方向。
行业实施方案紧随其后。2025年4月份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（以下简称“金融监管总局”）联合科技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银行业保险业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，以20条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。该政策搭建了银行业保险业服务科技创新的核心框架。
多部门协同推进政策落地。2025年5月份，科技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、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发布《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》，推出15项具体措施完善科技金融体制。
与此同时，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也在持续突破。2025年6月份，证监会发布《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》，标志着科创板“1+6”改革正式启动。
此外，2026年3月2日，科技部、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 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》。
第一创业证券研究所所长郭强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这些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科技金融“大生态”基本完成系统性构建，不仅明确了金融各部门的合力方向和分工配合重点，还形成了“信贷+科创债券+资本市场+保险+创投”的全链条支持科技的融资体系，并且该体系涵盖科技企业从种子期到IPO（首次公开发行）上市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。新的“大生态”切实引导了方向、凝聚了共识、创新了工具、拓宽了融资渠道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多部门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，通过打破部门壁垒、强化协同配合，系统性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框架，打通了科技金融生态的循环链路。
商业银行提供关键金融支撑
相关政策为金融机构指明了方向。商业银行积极落实，以数字化变革为抓手，重塑科技金融服务逻辑。
整体来看，商业银行围绕组织架构重构、信贷模式突破、数字技术赋能、直接融资扩容等多个维度，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，助力科技金融发展。
在组织架构方面，多家银行持续构建专业化、垂直化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，力争实现对科技资源集中区域的全覆盖。例如，中国银行成立总行科技金融中心和24家一级分行科技金融中心，构建“总—分—支”科技金融多层次组织体系。建设银行于2025年5月份专门召开战略规划制定实施和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，明确了全行科技金融体系化系统化推进工作方案。
针对科技企业“轻资产、无抵押、研发周期长”的问题，银行业正加速从传统的“看过去、重抵押”向“看未来、重技术价值”转型，并推出定制化产品，创新授信模式。例如，中信银行针对科创企业特点，推出差异化授信方案，采取“标准化积分卡+分层审批”机制，引入“第四张报表”评估体系，重点考察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、研发投入及市场前景。浦发银行通过“科技五力模型”评价体系、“科技金融雷达”等数字化工具，系统评估科技企业的科技创新力、团队研发力、股权竞争力、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。
商业银行从“静态资产”到“动态能力”的评估转变，也标志着其自身风险管理手段的变革。目前，推进数字化变革、强化数智技术以提升风险管控效能，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课题。多家银行依托AI（人工智能）及智能化等新一代数字技术，全面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，精准管控金融风险，促进高质量发展。
在田轩看来，银行机构在授信、管理流程、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逻辑重构。授信逻辑从传统抵押依赖转向技术价值评估；借助AI原生架构与智能体协同，银行实现从客户画像、风险评估到贷后监控的全链条数字化；服务模式突破传统信贷边界，如通过“股贷债保”联动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资金支持。如此，以技术穿透力重塑金融生产力，使金融资源向技术价值倾斜，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金融支撑。
在江浩然看来，这一系列创新举措，不仅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壁垒，更让银行真正成为科创企业发展的“金融伙伴”。
如果说上述授信模式的革新解决的是科技企业“从0到1”的生存问题，那么银行系“耐心资本”的加速入场，则正在为科技企业“从1到10”的跨越式发展注入更为关键的长期金融活水。
2025年，银行业在金融资产投资公司（AIC）领域迎来扩容。2025年3月份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设立AIC，为更多银行，尤其是头部股份制银行入场打开了通道。随后，邮储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兴业银行等获批设立AIC，这为银行通过直接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提供了关键抓手。
从单一信贷到“股贷债保”联动，科技金融正迈向更深层次的生态协同。田轩认为，下一步，银行业需加快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专业化建设，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，推动科技金融人才梯队建设，同时优化考核激励机制，实现从短期业绩导向转向长期价值创造，真正实现金融与科技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非银机构推动服务升级
如果说商业银行构筑了科技金融的信贷“底座”，那么非银机构则是推动服务升维的引擎。在银行夯实基础后，券商、保险及公募等机构通过差异化布局，致力于拆除融资壁垒，以更长周期的耐心资本，与银行共同构建良性生态。
2025年以来，券商、保险、公募、私募等非银机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金中介或单一投资渠道功能，而是通过“投资+投行+投研”联动、长周期资金投资、主题ETF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）创新及产业链深耕等模式，全面升级为科技企业的“综合金融服务商”“长期战略股东”“价值发现者”与“产业生态连接器”，推动科技金融服务系统赋能。
田轩表示：“过去一年，非银机构在提升社会资本配置效率、陪伴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方面展现出系统性创新。”这种创新的核心在于，各类机构立足自身资源禀赋，形成了与科技企业需求精准对接的差异化路径。
其中，券商充分发挥“投资+投行+投研”高效联动优势，持续提升业务“含科量”。田轩介绍：“券商深度参与科技企业从初创到上市、再融资、并购整合的全生命周期，构建多元化资本融通渠道，精准匹配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。”实践中，投资部门通过直投或设立基金进行早期布局，投行部门负责推进上市工作，研究部门则提供产业趋势研判与市值管理支持，形成“识别—培育—上市—陪伴”的接力式综合服务体系。
深圳市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隋建锋介绍，从券商角度来看，去年以来投行业务正在进一步前移，相较过往主要关注已股改或基本具备上市潜质的企业，近期券商已开始将服务触角向更早期的企业延伸。此外，券商也管理了部分母基金，进一步促进“硬科技”相关领域的早期投资机构发展。
保险机构则依托风险保障功能与长期资金优势，构建起“保障+投资+服务+生态”的科创金融服务模式。具体而言，以科技保险为基础，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风险兜底；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、久期长、稳定性强等特点，通过股权投资、产业基金、债权计划等方式，重点投向“硬科技”领域；推动风险管理从“事后理赔”向“事前预警、事中风控”转变，提升科技保险服务的精准性与效率；积极对接国家战略，参与国家与地方科创基金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，共建科创生态。
公募基金通过产品创新，成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科技领域的重要“引流器”。2025年以来，科技主题ETF向细分领域纵深拓展，卫星通信、人形机器人等主题产品相继涌现，更精准地匹配投资者配置需求与科技产业融资需要。同时，公募基金的角色也已转向主动进行“价值发现”与资产配置引导，部分公募机构还将管理费与投资者的实际持有收益绑定，有效增强了投资者对科技赛道的长期信心。
私募股权基金进一步强化“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的导向，深耕产业链布局，从财务投资者转向产业赋能者。通过资本注入、资源对接、管理提升等多维支持，助力科技企业实现从技术到产品的“关键一跃”。
对于过去一年非银机构的创新实践，田轩将其概括为：“形成‘资金端长钱入市—投行端全周期赋能—产品端精准匹配’的良性生态闭环，显著增强了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能力。”
江浩然也深有同感。在他看来，非银机构的多元创新，让科技金融生态从“银行单元”走向“多元协同”，实现了金融资源与科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需求的精准匹配。
通过上述系统性创新与前瞻布局，非银机构正逐步构建起一个包容性强、覆盖面广、适配度高的科技金融生态系统，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。
市场化激励机制成关键
尽管各类金融机构正加速重构服务范式，但科技创新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天然属性，与传统金融审慎逻辑之间的矛盾依然有待持续化解。
“科技创新不确定性更大、风险更高、回报周期更长。研究认为，重大技术成果转化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平均年限超过15年。”招联首席经济学家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，当前，我国科技金融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，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。
田轩表示：“当前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的核心痛点是风险收益错配。‘硬科技’项目普遍存在技术不确定性高、商业化周期长、早期财务指标弱等特点，而当前主流风控体系仍高度依赖历史盈利、抵押担保与短期偿债能力，难以有效识别技术价值与成长潜力。”
江浩然进一步将痛点归纳为三大不对称：一是信息不对称，科创企业的技术价值、研发进度、市场前景等信息具有专业性、隐蔽性，金融机构缺乏专业的技术评估能力，难以精准判断企业的真实价值和风险；二是风险收益不对称，“硬科技”企业具有研发周期长、投入大、风险高的特点，而金融机构的资金具有短期性、逐利性的特点，长期投资的风险与短期的收益不匹配，导致部分金融机构不敢长期布局；三是供需不对称，不同发展阶段的“硬科技”企业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同，而部分金融机构的服务产品呈现同质化，还需进一步建设分层分类的金融服务体系。
从一线业务角度出发，平安证券党委委员、执行委员会委员杨敬东也深有感触：“新质生产力领域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普遍具有研发周期长、资金需求大、融资渠道有限等特点，对长期稳定资金支持存在较高要求。平安证券努力通过股权、债权等多元化工具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投融资服务，助力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升级。”
破解困局，关键在于构建“风险共担、收益共享”的市场化激励机制，以制度创新释放金融机构服务动能。
就银行机构下一步发力方向，董希淼认为主要包括六方面：一是提高认识，从战略高度推进科技金融业务发展；二是强化信贷政策投向管理，加大信贷资源倾斜力度；三是优化评价标准，探索支持科技型企业新方式；四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，创新服务和产品模式；五是优化授信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；六是打造全渠道生态链，扩大与证券、保险、创投、担保、园区等机构合作，构建科技金融“朋友圈”“生态圈”，强化对科技型企业资源导入和全面服务，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信贷、投资、支付、风控、咨询等多方面服务。
田轩则建议建立风险分层管理机制：对种子期企业采用“投贷联动”模式，以股权收益覆盖信贷风险；对成熟期企业则沿用传统信贷评估体系，重点关注现金流和偿债能力。针对知识产权估值这一“深水区”，他提出构建统一评估标准体系，推动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心，优化多元化知识产权估值方法，引入AI辅助估值模型与专家评议机制，健全知识产权估值配套机制。
江浩然认为，可由政府、银行、非银机构、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科技金融风险补偿基金，对“硬科技”企业融资业务的损失进行按比例补偿，同时推动保险、担保机构深度参与，降低金融机构的单一风险。
此外，在资金端，杨敬东结合平安证券的实践提出，应从发行上市环节进一步提升对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支持，对具备核心技术与发展潜力的企业优化上市安排，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差异化支持政策。同时，在债券市场推动长久期产品创新，通过提高质押率、完善税收优惠等方式，引导保险、社保等长期资金加大配置，有效降低新质生产力领域企业的融资成本，促进科技与金融的良性循环。
最后，多位受访人士表示，从顶层设计到落地实践，从机制创新到生态完善，“科技金融服务”正朝着更专业、更包容、更可持续的方向稳步迈进。随着政策协同增强、长期资本汇聚、服务模式成熟、风险屏障加固，资本“不敢投、不愿投、不会投”的困局将逐步破解，拆壁垒、育耐心、建生态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速成型，将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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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高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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